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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癒重生 貝多芬的音樂記錄

楊燕迪教授 (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教授,現任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在當前的非常時期,願貝多芬的音樂給我們帶來安慰、希望和力量……

病毒,疫情,宅家,隔離,抗擊,康復:我們的近期生活就圍繞著這些關鍵字展開……聽聞亡者的訊息,我們不禁為之唏噓和神傷;看到康復治癒者戰勝病魔,也為他(她)們感到高興和欣慰;尤其是得知一批批醫護人員義無反顧奔赴疫區,救死扶傷,大家的內心更是充滿無名的感動。危難時刻往往讓人刻骨銘心——因為異常境況帶來異樣的體會,也讓平日難得一見的人性向度在極端情形中得以展現。生命的可貴和分量,這個似乎很哲學化的嚴重命題,就這樣突兀地擺在我們面前,並成為每一個人的日常經驗。

居家隔離的日子裡,相信很多人會在藝術的陪伴中度過時光——不僅是為了解悶,也是為了尋找慰藉和力量。本來,藝術的目的之一就是説明我們記錄、反芻和整理來自生活的經驗,並經由藝術的手段讓這些經驗得到保存、深化乃至昇華。我這裡想推薦給大家的,就是貝多芬的這樣一首樂曲,它源自作曲家的真實病痛經歷,但經過貝多芬的處理和加工,日常的病痛經驗轉變成了偉大的藝術。今年恰逢這位樂聖誕辰250周年,在當前這個特殊的時期,再度聆聽貝多芬的這首樂曲,或許會幫助我們如何面對病魔,如何理解生命。

1825年的貝多芬(1770-1827),已是五十五歲的“老人”——按當時的平均壽命期望值,他已屬高夀。雖然他功成名就(1824年剛剛成功首演了他的《第九交響曲“合唱”》),衣食無憂,但已經徹底失聰,健康狀態每況愈下。然而,這位巨匠從未放下自己的筆,他仍在前行,埋頭寫作他的最後一批傑作:晚期絃樂四重奏。這些作品在當時不太有人聽得懂,但在多年之後,這批晚期四重奏(共五部,外加一首《大賦格》)卻被認為是貝多芬筆下最深邃、最卓越的音樂。甚至有評論認為,就音樂所能達到的哲理深刻性而論,這批絃樂四重奏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當年4月中旬,貝多芬得了嚴重腸炎,臥床不起整整兩星期,幾近生命垂危。經醫生朋友布勞恩霍弗的嚴格飲食調理和精心治療,貝多芬終於好轉康復,起死回生。出於感激之情,貝多芬回贈這位醫生朋友一封手書,上面寫有自撰的歌詞,並配有樂譜,其中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說道,“醫生封鎖了死神之門(Doktor sperrt das Thor dem Tod)……”

令人驚訝的是,這段患病而後康復的經歷隨後被貝多芬直接寫入《A小調第15絃樂四重奏》Op. 132中(1825年11月首演):它的第三樂章是“充分的柔板”(molto adagio),總譜上寫有“一位大病初愈者獻給上帝的感恩聖歌,用利底亞調式”(Heiliger Dankgesang eines Genesenen an die Gottheit, in der lydischen Tonart)的字樣。這是貝多芬自己的題簽,他用明白無誤的文字語言指明了這一樂章的要旨和意圖。

https://youtu.be/gumi5pEpOaA 這是一個極其不同凡響的慢樂章,貝多芬此前從未有過這樣的用筆。樂聲響起,一提琴、二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依次模仿進入,演奏提示為“輕聲”(sotto voce),似小心翼翼的步履,又好像眼光向上的仰視,隨後是四件樂器整齊劃一的柱式和聲,唱出羸弱而溫情的祈禱,六小節一句,共吟唱五次。這段“感恩聖詠”是貝多芬最動情的音樂之一,它沒有歌詞,但所蘊含的意味卻勝過千言萬語。它的魅力來自它的極端樸素和真摯,這是赤裸的人聲模仿,因是“大病初愈”,尚無力放聲歌唱,但感恩之情和虔敬之心已盡在其中。敏感的聽者會感到,這裡的四聲部和聲進行有特別的古風氣韻,這正是貝多芬起用“F利底亞調式”的用意所在:這種特別的利底亞調式(相當於升高第四級的大調式音階)來自中古時代,它缺乏後來大家習慣的功能和聲大小調式的明確性,但卻具備某種原始的、遙遠的意味。

筆鋒一轉,音樂轉入第二段,帶來完全的對比:“感到新的力量”(Neue Kraft fühlend)——貝多芬再次起用文字語言來點明這裡的音樂意圖。速度加快至“行板”(andante),明確的D大調,律動也轉為三拍子,音樂活躍起來。這是翩翩起舞的姿態嗎?拍點上的重音強調,弱拍上二提琴的刻意拉伸,一提琴上的輕快顫音,以及聲部間的複雜交錯,給人帶來生命力的欣喜和歡愉。如果演奏得當,我們甚至能聽到中提琴和大提琴在低聲部的一絲節奏笨拙和步態蹣跚——畢竟,這是大病初愈者的舞步,也是年老體弱者的復蘇。及至後半段,音樂愈加興奮,一提琴上奏出一支逐漸爬高、急於表達、甚至有些喋喋不休的旋律線,其下的急促伴奏音型像是人的心跳脈動,“砰砰,砰砰,砰砰……”,不斷推動著音樂達到欣喜的高潮:這是重獲生命的喜悅,更是生命力復蘇的湧動……

這個慢樂章的形式結構正是基於“感恩聖詠”A段(F利底亞調式)和“新的力量”B段(D大調)兩者之間的交替往復(AB A1B1 A2)。兩個段落彼此支撐,相互映照,對遭遇病魔而後康復重生這一經驗進行了有效而奇特的音樂抽象與樂聲描畫。尤其A段的兩次變化重複均是“變奏手法”的大師手筆:A1段依然保持五個樂句的結構不變,但伴奏織體更為舒展流暢,一提琴獨自承擔“感恩聖詠”的吟唱,音區移至高音區,使感恩和虔敬的情愫更為鮮明。A2段運用複調的複雜加工技術,讓“感恩聖詠”的旋律穿梭於各個樂器之間,進而形成聲部間的“密接和應”(stretto),織體豐滿,音響渾厚,“以更真摯的感情”(Mit innigster Empfindung, 貝多芬的演奏提示)達到宗教般的心醉神迷(ecstasy)。特別值得留意的是,貝多芬在A2段對“感恩聖詠”的主題處理具有強烈的“形而上”象徵和哲思意味:他不再完整呈現這一簡單主題的全貌(因為聽者已經完整聽過兩遍),而是僅僅取用這一主題的頭幾個音。隨著音樂接近尾聲,不斷減縮主題,使其包含的音符元素愈來愈少,四個音,三個音,兩個音——好像音樂在愈來愈接近世界事物最終的核心本質。最後,樂聲結束於一個輕柔的高音F上,不絕於縷,神秘而縹緲……

在所有的音樂中,這首長約不到二十分鐘的慢樂章是刻畫病癒和重生這一特別經驗的最偉大的篇章。我們看到,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音樂文本證據:藝術家如何將一種純粹個人的日常經驗提升到人類存在境況的高度。貝多芬於1825年經歷的病痛與康復歷程,在《A小調絃樂四重奏》Op. 132的“感恩聖詠”慢樂章中不僅留下記錄,而且因其高度的藝術性而得到昇華。於是,音樂在這裡所刻畫的,就不僅是貝多芬的個人經歷,而是某種人類共用的生命體驗。音樂超越時空限制的力量在此得到最好的昭示:樂譜中所指稱的“感到新的力量”的“大病初愈者”,既是貝多芬本人,也是你、我、他,更是所有聆聽音樂的一切個體。與貝多芬中期的“英雄主義”不同,晚期的貝多芬對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局限有了更深切的體認和理解。這首“感恩聖詠”樂章作為個案例證,典型地體現出貝多芬晚期音樂風格和人生態度的指向:它所表達的不再是對外在實體世界的征服,而是對上帝的感恩和對超驗精神世界的嚮往,以及對生命本身的敬畏與敬重。

2020年2月26日寫畢於“宅家”整一個月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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